AI会制造一个“新封建主义”社会吗？
我认为，讨论 AI 是否会带来“新封建主义”，需要先看清它正在改变的三件事：人能否选择不用，人能否保留自己的能力，以及人能否继续凭能力向上流动。
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者格雷戈里·孔蒂对这三个问题都很悲观。他甚至主张停止开发 AI，把 AI 从公民社会中移除。我不赞同把这种主张当作解决方案，但他提出的问题，值得从技术进步的欢呼声中单独拿出来讨论。
没有强迫，也可能没有选择
孔蒂提醒我们，不必等到超级智能出现，现有的生成式 AI 就足以改变社会运行方式。
过去的机器主要增强体力，以及计算、存储等具体能力。生成式 AI 则进一步进入语言、写作、创作和判断。仅凭过去的技术革命最终创造了新岗位，就推断这一次也会顺利完成转换，论证并不充分。
更容易被忽略的是，一项技术普及之后，会改变所有人的选择条件。
智能手机就是例子。没有法律要求人人使用，但当工作、学校服务、身份验证和社交都围绕它建立，不用手机的代价就越来越高。孔蒂借用法学教授戴维·格雷沃尔的“网络权力”概念解释这一点：一种技术的支配力，既来自它是否好用，也来自其他人都在使用它。
AI 同样可能沿着这条路径扩散。当学校、企业和公共服务把 AI 设为默认入口，个人即使拒绝使用，也无法避开它带来的规则变化。
我在意的是，技术普及之后，社会是否还给不同选择留下空间。产品多了一个功能，与人必须适应一套新规则，是两件不同的事。
拿到结果，不等于长出能力
孔蒂对写作的分析，是我认为最有分量的部分。
学生完成一篇论文，需要阅读、比较观点、组织论证，再反复修改。文章是最后的交付物，理解力和判断力则在过程中形成。
AI 可以迅速给出摘要、综述和结构完整的文字。但如果这些步骤全部被跳过，学生获得的是完成品，未必获得了生成这个完成品的能力。
写作尤其如此。我们经常是在写的过程中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。句子写不下去，可能是逻辑没有想通；一段话反复修改，可能是判断正在变化。把组织语言交出去，有时也会把形成思想的过程交出去。
这让我觉得，使用 AI 时必须区分任务的目的。如果目的是交付一个结果，压缩过程可以提高效率；如果目的是培养能力，某些过程本身就是任务，不能只用完成速度衡量。
对教育而言，这个区别尤其重要。同一份看起来合格的作业，可能对应一次扎实的思考，也可能对应一次几乎没有发生的学习。
还有一些表达，其价值来自人的亲自参与。孔蒂举了亲人留下的信：它珍贵，不仅因为传递了信息，还因为那些词是对方亲自选择的。换成 AI 生成，即使文字同样动人，意义也会改变。
因此，我不会把 AI 写得好，直接等同于人可以不再写。工具的能力与人的能力，需要分别判断。
当智能可以购买，向上的路会怎样
孔蒂最激进的推演，落在社会流动上。
现代社会给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承诺是：即使没有多少资本，也可以通过教育、经验和专业能力改善生活。这个承诺从来不完美，但个人能力仍是竞争中的重要变量。
如果越来越多的认知能力可以直接通过模型和算力购买，资本优势就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智能优势。拥有更多资本的人，购买更多机器智能，再用它创造更多财富，形成持续强化的循环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普通人积累多年的知识和技能，可能更难形成足够的议价能力。孔蒂所谓的“新封建主义”，指向的正是资本优势固化，以及个人向上流动空间被压缩。
但我认为，这只能作为需要警惕的情景，不能当作已经确定的结局。原文也承认，AI 是否造成长期大规模失业、算力是否成为阶层差距的核心资源，目前都没有定论。
这里还缺少一个关键判断：AI 究竟会让普通人更容易获得过去负担不起的能力，还是让资本持有者拉开更大的差距？智能可以购买，本身还不足以证明社会流动必然终结。获取成本、使用门槛和收益分配，都会影响结果。
同样，即便未来通过基本收入等方式保障生活，也没有自动回答另一个问题：人是否仍有参与创造、获得认可和改变处境的机会。保障生存与保留向上流动的通道，需要分别考虑。
把人的成长放回评价标准
孔蒂用“AI 末日”表达担忧，我更愿意把他的提醒转化成具体的判断标准。
评价 AI，除了看模型多强、任务多快、产出多少，还要看使用之后，人是否更能理解问题、更能独立判断，以及是否拥有更多选择。
对个人，需要分清哪些工作可以交给机器，哪些练习关系到自己能力的形成。对教育，需要判断学生究竟学会了什么。对社会，需要关注生产率增长的同时，普通人改善处境的通道是否还在。
我不认为守住人的价值，就必须拒绝 AI。但如果我们只奖励更快的产出，却不再重视能力如何形成、选择如何保留、机会如何分配，那么效率提高之后，人也可能变得更加依赖。
这是我读完孔蒂观点后留下的警惕：机器越来越能干，并不能替我们回答，人将因此成为什么样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