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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16z 合伙人 Tugce Erten 和 Sarah Wang 最近提出的观点非常直接: “You are not a model. Don’t price per token.”

2026-08-28

a16z 合伙人 Tugce Erten 和 Sarah Wang 最近提出的观点非常直接:“You are not a model. Don’t price per token.”

我认为,这句话讨论的不只是定价技巧,而是 AI 应用公司能否建立自己的价值捕获层。

你卖哪一层,就在哪一层定价

模型公司卖的是推理能力。输入和输出多少 Token,大体对应消耗多少计算资源,因此按 Token 收费很合理。

但 AI 应用已经不只是模型调用。一个成熟的 Agent,可能要连接企业数据、搜索系统、第三方 API 和内部工具,经过多轮推理、执行、检查和重试,最后交付一项可以直接使用的工作。

客户购买的不是几百万 Token,而是一份客户研究报告、一项已经测试通过的代码修改、一条跑通的数据管道,或者一个得到解决的客服问题。

所以,定价首先要回答的不是“用了多少算力”,而是“卖给客户的究竟是哪一层价值”。模型卖推理,应用卖工作;如果商业结果清晰可量化、可归因,还可以进一步卖结果。

Token 不只是计量单位,也是价值锚

应用公司按 Token 收费,最大的风险不是计费复杂,而是主动把自己定义成模型 API 的加价代理商。

一旦客户接受了这个价值锚,就会自然追问:为什么不用更便宜的模型?为什么你的 Token 比模型 API 贵?我自己调用是否更划算?

此时,企业真正投入的数据、工作流、工具集成、产品体验、可靠性和自动化能力,都会被压缩成“模型成本加价”。模型降价后,客户也会要求产品同步降价。

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红利,本来可能沉淀为应用公司的利润,最后却变成了价格折扣。

这正是定价的战略意义:它决定客户如何理解产品,也决定模型越来越便宜之后,利润由谁获得。

最难的是从“模型”到“结果”的中间层

模型和商业结果两端都比较容易理解。模型可以按 Token 收费;能够明确创造结果的产品,可以按已解决的咨询、合格销售会议或处理完成的理赔收费。

多数 AI 应用现在处于中间层:它们已经在交付工作,却还不能证明最终商业结果完全由自己创造。

这一阶段没有适用于所有产品的统一计价单位。真正要找的是:客户能够理解、供应商能够稳定测量的价值单位。

语音 AI 可以从通话分钟走向已解决会话,Coding Agent 可以从席位走向已完成任务,销售 Agent 可以从使用权限走向合格线索或预约会议。价格单位应该随着产品价值所在的层级移动。

企业讨厌的不是按量收费,而是无法预测

素材引用的一项 a16z 调查显示,在 50 位技术型 AI 买家中,27 人更偏好与可识别工作绑定的 Credits,14 人更偏好 Token。

这个结果并不说明企业拒绝 Usage Pricing。企业真正难以接受的,是无法理解和预算的用量。

业务负责人能估计每月要处理多少客户咨询、合同或数据任务,却很难预判每项任务需要多少上下文、几轮推理、多少次检索和重试。

如果要求客户用 Token 编预算,就是把产品内部的技术复杂度转移给客户。好的软件应当吸收复杂度,而不是让客户承担一份额外的计算成本管理工作。

Token、模型调用和任务成本仍然可以向客户透明,用于报告、预算和 FinOps。但透明不等于必须把它们设为收费单位。客户可以看见成本,却应当按照价值购买产品。

Credit 不能只是 Token 改名

把“1 Credit”定义成固定数量的 Token,并没有改变价值锚,只是换了一个名字。

真正有效的 Credit 应该对应客户能够识别的工作,例如一次简单 Bug 修复、一次完整合同审查或一份客户研究。后台调用几个模型、用了多少上下文,应当是供应商自己的成本管理问题。

一个可用的 Credit 体系至少要做到三点:隐藏基础设施复杂度,解释不同任务的相对成本,并让同一个 Credit Pool 覆盖多种工作。

最直接的检验方法是:客户能否用几句话说明一个 Credit 买到了什么。如果解释不清,说明它还不是价值单位。

Clay 的启发是拆开不同的成本结构

Clay 早期以数据 enrichment 为主,用 Data Credits 计价顺理成章。随着产品扩展到工作流编排、AI research 和自动化,价值开始更多来自平台完成的工作,原有定价就出现了错位。

它后来的调整,把第三方数据成本与平台工作拆开:Data Credits 对应数据,Actions 对应 enrichment、AI tasks、API 调用和工具编排。成本稳定的模型可以包含在固定价格中;昂贵且波动较大的 reasoning models,则按实际 Token 成本传递。

我认为这个案例最值得借鉴的,不是某个具体比例,而是一个原则:不同的成本结构,没有必要强行塞进同一个计价单位。

正常使用应当足够从容,避免客户因为害怕超量而不敢使用;高强度、成本明显更高的使用,则需要单独计量。这样既保持体验,也保护毛利。

定价必须同时管理价值和成本

传统 SaaS 增加一些使用量,服务器成本未必明显变化。AI Agent 每增加一批任务,却可能同时增加模型推理、搜索、第三方数据、工具调用、重试和人工审核成本。

因此,AI 公司既要问客户愿意为一项工作付多少钱,也要知道完成这项工作要花多少钱。

Credit 可以把两者分开:客户价值决定一个 Credit 值多少钱,任务成本决定完成任务消耗多少 Credits。二者相关,但不应机械绑定。

当模型路由、缓存、Prompt 优化和基础设施改进降低成本时,如果客户购买的是工作,效率提升就能沉淀为毛利;如果客户购买的是 Token,降本很容易被要求同步让价。

一家 AI 应用公司的经营杠杆,恰恰来自客户价值与底层成本的解耦。

Outcome 是方向,但不能跳过归因

Credit 更像从“卖计算”走向“卖结果”的过渡阶段。只有当产品能够稳定证明自己创造了某项商业结果,才适合采用 Outcome Pricing。

客服 Agent 可以按已解决问题收费,销售 Agent 可以按合格会议收费,保险 AI 可以按已处理理赔收费。但结果定价的前提是归因清楚。

如果一个销售机会来自多方协作,或者客户问题本来就可能自行解决,强行按结果收费只会制造争议。

更现实的顺序是:结果能够清晰归因,就卖结果;结果暂时不能归因,就卖完成的工作;工作也难以抽象时,再退回可理解的使用量。

AI 定价最终会是组合,而不是单选题

未来的 AI 产品很可能同时使用多种方式:Seat 卖访问权限,Credits 卖标准工作,Token pass-through 承接昂贵且不可预测的计算,Outcome fee 分享能够明确归因的商业结果。

多种计价单位并不是问题。真正的问题,是把计价单位放错了产品层级。

从 SaaS 到 Copilot,再到 Agent,软件出售的东西正在从使用权变成生产力,进一步变成已经完成的工作。Token 仍然重要,但它更适合留在基础设施、成本核算和运营管理层。

对 AI 应用公司而言,真正的护城河不只在模型、数据和工作流里,也可能藏在定价中。谁能准确地定义、计量并呈现自己替客户完成的工作,谁才有机会掌握 AI 应用时代的定价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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